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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贷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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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menglingjun 发布时间:2018-03-15 阅读:142
 
孟令军律师代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原告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与其他八家单位共同发起设立了被告上海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实际持有被告10%股权。设立被告时,一方面,因原告刘某及其丈夫郭某正在协商离婚,存在分割财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因上海市金融办对小贷公司设立管理办法规定近亲属持股比例不能超过10%,被告的其中一位股东上海某某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球与刘某为亲姐弟关系,所以当时刘某提出将其所有的被告10%股权由刘某所信任的朋友刘某杰的公司,即本案第三人来代持。所以,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口头代持股协议,商定将其持有的被告10%股权登记在第三人名下。2011年8月22日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了投资款1000万元,第三人收款后由于当日向被告的验资账户内汇入了1000万元并登记成为被告的股东。第三人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刘某出席被告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关的股东权利至今。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被告10%的股份(折合注册资本1000万元)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律师代理意见:
本代理人认为,原告系本案的隐名股东,其通过第三人投资于被告1000万元人民币,并委托第三人代持了被告的10%股份,是真正的投资主体,具有被告的合法股东资格,应依法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第三人仅具有被告的显名股东身份,并非真实的投资主体,不具有被告股东资格。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原告具有被告真实投资主体资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1、原告向被告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资金流水前后衔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根据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资金转账证据,2011年08月22日14点53分01秒,原告以其中国工商银行泗泾支行账户(账号:1001709519300048597)通过网上银行向第三人的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青浦支行账户(账号:36680188000183623)划款人民币1000万元;同日,第三人以内部调账的方式,将该笔资金分成220万元和780万元两笔转账至其另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账户(账号:00000445559249359);随后,在同日的15点55分31秒,第三人又通过其调账后的中国银行账户将该笔资金再次分成500万元和500万元两笔转账至被告的兴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注册资金账户(账号:216340100100123179),标注为投资款。由此不难发现, 1000万元投资款确实来源于原告,在同一日通过第三人转账至被告的注册资金账户,资金转账流水前后紧密连贯,形成了完整的闭环,证明了原告确为该1000万元投资款的真实主体。
2、第三人辩称原告向其划款人民币1000万元系支付货款,毫无事实根据,是在有意歪曲事实。
第三人为了侵占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意捏造了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1000万元是原告支付第三人货款的虚假事实。然而,第三人仅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不说这些发票是否与原告具有关联性,单就其仅举证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这一点,就足以否定了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精神,当事人一方仅凭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第三人辩称其与原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以该1000万元向其支付货款的说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只不过是第三人为了侵占原告合法的股东权益而编造的虚假借口。
另外,即使不考虑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据原告统计,第三人提供的2011年8月之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也不到2200万元。假使全部与原告有关,根据原告所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网上银行交易凭证等证据,在2011年8月22日之前,第三人就已经收到过原告的钱款2200万元。分别是2011年4月27日的银行承兑汇票750万元;2011年6月8日的网上汇款456.25万元、243.75万元、300万元;2011年7月14日的200万元、250万元。如此,第三人辩称原告以该1000万元支付货款一说又从何而来?
3、亦不存在原告以该1000万元人民币偿还第三人其他欠款的事实。
第三人主张,其于2011年8月22日所收到原告的1000万元人民币是原告在偿还欠款,并非代持股投资款。假如第三人的主张成立,原告所偿还的理应是在2011年8月22日截止日前的欠款,且不说欠款的性质如何,欠款事实是否真实存在,单就从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就可以判断其主张是虚假的,根本不存在原告以该1000万元人民币偿还欠款的事实。
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银行来往账单的说明”,在2011年8月22日前,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资金共计三笔,分别是2010年11月19日的535.6万元;2011年6月3日的970万元;2011年6月3日的980万元,金额合计为2485.6万元。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资金共计三笔,分别是2011年2月23日的800万元;2011年8月8日的700万元;2011年8月22日的1000万元,合计金额为2500万元。从表面上看,第三人与原告资金往来大体相当,似乎印证了第三人的主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11年6月3日,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970万元和980万元两笔资金实际是上海思缘道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的借款。上海思缘道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原告都是刘某实际控制的企业。当时,为了从银行借到资金,刘某以支付货款的名义,于2011年6月2日由上海某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借款人民币1950万元,借据上标注借款用途为支付货款。第二天,即2011年6月3日,深圳发展银行五角场支行即按照上海某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以付货款的名义向第三人电汇了980万元和970万元两笔资金,共计人民币1950万元。同日,第三人马上将该笔资金又分成970万元和980万元两笔支付给了刘某的另一公司即本案原告上海某某钢铁有限公司。因此,第三人于2011年6月3日向原告支付的了970万元和980万元两笔资金实际就是刘某个人的资金,与第三人根本无关。这就说明了在2011年8月22日前,第三人支付给原告的资金仅有535.6万元一笔,而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三笔资金是2500万元,怎么可能存在原告向第三人归还1000万元欠款的事实,第三人的主张已不攻自破。
4、原告通过第三人转账至被告1000万元确为原告的投资款亦有其他证据相佐证。
根据原告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往来账,原告当时就将通过第三人转账至被告的1000万元明确记账为投资款科目。且在2011年9月2日被告的股东大会决议中对原告向第三人转账人民币1000万元的凭证予以审议确认。作为大会审议通过刘某能够以全权代理人身份参加被告的所有股东大会(包括临时股东大会),对所有审议事项,按照刘某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并有权签署所有文件的依据。第三人当时也确实告知了被告该1000万元系原告的投资款。否则,被告的股东大会怎能通过刘某享有这样一份含有股东应有一切权利的授权委托书,而不考虑第三人的核心利益。该两份证据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该1000万元就是原告的投资款。
综上可以断定,原告将1000万元人民币通过第三人转账至被告,确实是原告的投资款,并非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货款或归还第三人的任何其他欠款,与第三人没有任何关系。
二、因夫妻关系难以为继,故刘某以原告的名义委托第三人代持了被告的1000万股份。
也许有人疑惑,1000万的大额股份,刘某为什么不以原告名义直接持有,反而以原告委托第三人名义代持呢?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主要是对近几年钢贸行业的发展不甚了解,以及对刘某与其丈夫郭某夫妻关系的不知情。凡是对钢贸行业了解的人都知道,自2009年国家下了发4万亿投资额度以来,钢贸行业融资业务成几何式发展,钢贸领域融资规模急剧膨胀,很多钢贸商手里的资金量少则几千万,多达上亿甚至数亿,1000万根本不算什么大额。钢贸商手里既然握有大量的资金,他们肯定会寻找一些项目进行投资,有的人投资于房地产,有的人投资于土地,有的人投资于其他行业等等,凡此种种,钢贸商的投资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刘某夫妇共同成立的本案原告上海某某钢铁有限公司当时亦有大量资金,恰逢本案被告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成立,于是刘某夫妇决定以原告名义向被告投资1000万元。不过,当时由于刘某夫妇婚姻关系非常紧张,二人都意识到这个家庭有可能走向终结,于是二人提早对夫妻的财产做出了安排,约定各自名下的投资及盈亏归各自,为了孩子,即使离婚也要给予对方应有的帮助,毕竟二人还有很多事情关联在一起,不可能因为离了婚,就完全割开来,不再有任何关系,即使做不成夫妻,也不能成仇人,要当朋友相处。至于离婚协议中虽未对双方的投资作出特别明确的约定,是因为这毕竟涉及到二人的财产隐私问题,如果离婚协议书对此明确约定,势必将二人的财产公之于众。因此,他们在离婚协议中笼统地约定婚姻关系期间任何一方对外负债各自承担,与另一方无关。
至于以原告名义委托第三人代持被告股份,是因为当时刘某与第三人的老板刘某杰关系比较好,由第三人代原告持有被告股份比较稳妥。因此,原告将1000万元投资款通过第三人转账并以第三人名义投资被告而成为隐名股东。当时基于信赖,加之刘某本人亲自行使股东权利,不会出现什么风险,双方之间仅以口头方式约定第三人代原告持有被告1000万股份,所有一切股东权利均属原告,由原告自己行使股东权利,第三人仅是名义上的股东,一切风险都由原告承担。应该说双方之间是存在代持股协议的,只是以口头形式表达,没有以书面形式加以确认罢了。否则,也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诉讼。
虽然没有书面的代持股协议,但是,为了便于刘某行使股东权利,第三人还是为刘某本人出具了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使刘某亲自行使股东权利有了合法依据,可以随时掌握被告的运营及财务状况,最大限度地保护自身的股东权益。从这个角度,应该说双方之间还是存在书面的代持股协议的,只不过以授权委托书形式出现而已。
三、刘某至始至终是在为自己行使股东权利,并非代理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
根据原告提供的2011年8月1日的《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和被告提供的2011年8月31日的《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签到名册》及2011年9月2日的《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等证据,足以证明刘某是在为自己行使股东权利,绝非代理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具体理由如下:
1、由于原告是隐名股东,第三人是显名股东,为了使刘某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符合法律程序,不存在瑕疵,由第三人作为委托人向被告出具了《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刘某行使股东权利的法律依据,这正是该授权委托书形成的真实原因。
2、之所以出现了2011年8月1日和2011年8月31日两份《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主要是因为在2011年8月22日原告通过第三人向被告支付了1000万元投资款后,考虑到先前约定的3年期限过短,不利于刘某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为了更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才在2011年8月31日重新出具了期限为10年的《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从而确保了刘某能够长时间、稳定地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反过来,假如刘某是在代理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完全没有必要对先前的3年期限进行变更,因为第三人有权随时决定延长或缩短代理期限以及决定是否由刘某继续代理。因此,该授权委托书是为了刘某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出具的,绝非为了代理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而出具的。
3、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是: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召开的所有股东大会(包括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刘某有权对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事项按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审议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成员的选举、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及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享有的其他职权事项),并代为签署所有相关文件。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刘某行使股东权利的授权有效期长达10年之久,按照常理分析,正常的代理一般是不会约定这么长的时间。
(2)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规定“刘某有权参加所有的股东大会(包括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成员的选举、监事会成员的选举及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享有的其他职权事项)进行表决,并代为签署所有相关文件”。按照正常的思维,对一些特别核心机密的、涉及股东特别重大利益事项的股东大会,股东是一定要亲自参加的,绝对不可能授权外人代为参加。而该授权委托书却规定刘某有权参加所有的股东大会(包括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事项,所有的相关文件的签署都具有代理权,显然这只有股东本人才应该具有的完整的独立的权限,一般代理人是不可能具有的。由此说明,刘某确实是在为自己行使股东权利,不是在代理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
(3)刘某有权对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事项“按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民事代理的有关规定,代理人必须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而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却规定刘某有权对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事项按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而不是按照第三人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显然与民事代理的有关规定不相符。因此,刘某虽名为股东代理人,但行使的却是自己的股东权利,决不是在代理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否则,她应该按照第三人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4、第三人在庭审中,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中没有明确规定原告对该1000万股份享有所有权为由,辩称原告并非真实的投资主体,不存在第三人代持股的事实。看来第三人还是没有真正把握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的真正用意。该授权委托书的抬头明确写明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即本案的被告,也就是说该授权委托书是出具给被告的。且不管其背后的真实含义如何,表面用途则在于向被告告知由刘某代理第三人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这样的一份授权委托书怎么可能写明原告对1000万股享有所有权,如果真的这样写了,代持股还有意义吗?让被告如何接受,其肯定不会允许的。如果真的要明明白白写明1000万股的权属,也只能在原告与第三人的代持股协议中列明,正是因为原告过于相信了第三人,当初才没有签署代持股协议,如果当时这样做了,还会有今天的诉讼吗?因此,《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仅是为刘某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扫清障碍,根本没有必要对1000万股的权属加以列明。
5、第三人辩称其根本没有授权过刘某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对刘某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不知情,并以通知方式告知被告解除刘某参加股东会,行使股东权利的资格。然而,通过《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和《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签到名册》等证据上所签的第三人公司章及法人名章,足以证明第三人对刘某取得授权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完全是明知且认可的。另外,在庭审过程中,第三人对授权委托书签章的真实性已经明确认可,应该说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异议。至于第三人辩称其根本没有授权过刘某代理行使股东权利,只不过是因为利益驱使在说谎罢了。否则,如果没有对刘某进行过授权,又何来通知被告解除授权?
刘某取得第三人授权参加股东大会并按照自己意思行使所有股东权利同样得到了2011年9月2日被告股东大会会议承认,并为该股东大会决议所确定。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在授权有效期内,非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第三人不得随意变更、解除对刘某的授权委托”。因此,第三人非经相关程序,随意解除对刘某的授权是无效的,刘某依然有权参加股东大会,行使自己的股东权利。
四、不存在第三人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
第三人在庭审中辩称其参与了被告公司的创立及管理。然而,根据其提供的2012年10月11日第三人寄被告的通知、2013年12月20日第三人寄被告的关于查阅公司资料的函、2014年5月22日第三人寄宝山区人民法院王某某法官的信函、2014年5月28日移动电话短信内容的公证书等证据,并不能证明第三人参与了被告公司的创立及管理。
1、2011年9月2日,被告的股东大会决议第4项针对第三人于2011年8月31日出具给被告的《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审议决定在授权有效期内,非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第三人不得随意变更、解除对刘某的授权委托。第三人作为被告的显名股东,其授权行为得到股东大会决议审核通过后,理应受该股东大会决议的约束,不得随意变更、解除对刘某的授权委托。而2012年10月11日第三人寄被告的通知中却写明自被告公司成立至今,其未授权任何其他第三方代表行使公司职权,显然与授权委托书自相矛盾,是虚假的。
本来,第三人具有显名股东身份,并没有任何人否认,但第三人在该通知中却告知被告自己是股东之一。这说明了在通知之前,第三人对自己的股东身份至少是存疑的,否则,完全没有必要发此通知。
2、股东享有公司知情权本无可厚非,但第三人在2013年12月20日寄被告的关于查阅公司资料的函中要求查阅并复制公司章程,这与其辩称的参与被告公司的创立不相符。试想,如果第三人真的参与了被告公司的创立,难道会不审阅被告公司的章程吗?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时股东最关心的核心文件。否则,对公司的经营宗旨、出资人结构,出资数额及比例,股东的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等都不了解,怎么能叫做参与创立呢?而第三人却对包括章程在内的公司决策情况、财务状况、经营情况等概不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说明了第三人根本没有参与被告公司的创立和管理,所谓其行使股东权力是虚假的。
3、第三人以其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工作人员有关召开股东大会,提供股东资料的短信来往记录,证明其参与了被告公司的创立和管理。但是,从其提供的短信内容看,并非其行使股东权利的见证。第三人毕竟是被告的显名股东,被告的工作人员以短信方式通知第三人,甚至有的时候直接通知到法定代表人刘某杰本人,要求按规定方式缴纳投资款,提交公司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通知参加股东会的时间等,应该说这是被告公司与显明股东之间的正常业务联系,这种表面的工作并不能反映股东资格的真实情况。第三人是被告公司的显名股东,被告公司的工作人员不通知第三人还会通知谁?这与谁是真实的股东,谁是股东权利的真实拥有者完全是两码事,不能等同。因此,短信不能证明第三人参与了被告公司的创立和管理,不能否认刘某是在为自己行使股东权利,原告才是被告的真实股东。
综上所述,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1000万股份应归原告所有,原告是该股份的真实投资主体,具有合法的股东资格,恳请贵院依法查清事实,作出公正裁判,支持原告诉请,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答辩意见:被告于2011年9月2日登记成立,共9位股东,注册资金1亿元。被告成立时,原告提出将其出资登记在第三人名下。2011年8月22日原告向第三人支付了1000万元,同日第三人将1000万元打到了被告账户,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向被告递交了第三人分别于2011年8月1日,8月31日向其出具的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上注明了刘某代表第三人按照刘某的意思投票、表决、参加股东大会。被告于2011年9月2日召开股东大会,一致认可原告使被告的实际出资人,原告行使股东权利直至今日。2013年原告和第三人发生矛盾,第三人到被告处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因此涉讼。从原告提交的材料看,被告认可原告作为被告实际出资人,应享有股东权利。所以被告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答辩意见:不同意原告诉请。第三人是被告的实际股东,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刘某杰参与了被告设立时的一些手续,并参加了2013年1月29日召开的2012年度被告股东大会,但因相关股东材料留在被告处,所以第三人无法提交相关的书面证据。按照公司法规定,代持股应当由相关协议,但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从未签订过代持股协议。第三人确实收到了原告于2011年8月22日支付的1000万元,但该1000万元并非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代持股投资款,而是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货款。2011年8月1日及8月31日两份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是第三人的,但当时第三人与刘某的关系密切,很可能是当时刘某自己盖的。第三人直到2013年初被告将2011年8月1日委托书出示给第三人时才知道有这份委托书。原告法定代表人和被告其他股东的法定代表人之间是亲戚关系,第三人怀疑是原、被告相互勾结损害第三人利益。
判决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第三人上海某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被告上海宝山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10%股权为原告上海某某钢铁有限公司所有。
本律师评议:按照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应当记载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材料中,办案中原告未被记载于被告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材料中,因此需要通过其他证据来认定原告是否为被告的实际出资人,即原告是否为登记于第三人名下的10%被告股权的实际所有人。
首先,被告提交了以第三人名义向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31日,委托书上加盖了第三人印章,委托书写明“全权委托刘某作为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有权对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事项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被告提交的2011年9月2日股东大会决议中记载了“同意刘某作为第三人之全权授权代理人,委托期限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在上述授权有效期限内,非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第三人不得随意变更、解除对刘某的授权委托。”前述两份材料均为原件,其中委托书加盖有第三人印章,决议上加盖有上海创某物资有限公司、上海龙某物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印章,而第三人虽对前述委托书及决议的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被告对原告参与被告公司设立并决定由第三人待其持股的说法予以认可,再结合授权委托书及决议内容,原告可以证明其具有成为被告股东的意思表示并与被告其他股东达成合意。
其次,针对2011年8月22日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1000万元的性质,原告主张系出资款,而第三人辩称系原告支付给第三人的货款。前述1000万元的支付凭证上未明确付款用途,在实际支付时间上则晚于同日原告向第三人支付1000万元。第三人则以财务资料遗失为由未能提交相关的业务凭证以证明1000万元为原告向其支付的货款,其提交的增值税发票及原告与其之间的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争议的关联性。结合前述情况及当事人陈述,原告用以证明1000万元为出资款的证据的证明力上大于第三人用以关于1000万元为货款的证据。即第三人从原告处收取1000万元后,有以第三人名义付至被告公司验资账户,代原告履行了1000万元的出资义务。
最后,从原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1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被告提交的落款日期为2011年8月31日《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股东会决议可以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参与了被告的经营管理,而第三人则无法提交其派员参与被告公司经营的相关依据,原告参与被告经营管理并行使股东权利,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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